附义务赠与合同是否有效？云南法院判例解析

案情简介：
1999年8月13日，原、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《赠与合同》，约定原告刘惠珍将其与已故丈夫周绍华共同拥有的昆明市南华街21号一楼一底私房两间（面积39.38平方米）赠与长女周玉珠，并由周玉珠负责原告的生养死葬。该合同经昆明市盘龙区公证处公证后生效。

随后，因昆明市政府对金碧路片区进行道路拓宽改造，需拆除南华街21号房屋，指挥部将一套位于昆明市兴杰花园6幢2单元301号的房屋（建筑面积70.30平方米）安置给周玉珠。周玉珠支付了相关费用，并实际占有、使用该房屋。后因该房屋权属产生争议，刘惠珍于2006年10月31日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，并请求周玉珠腾退。法院作出（2006）西法民初字第3095号生效判决，认定周玉珠依据赠与合同取得房屋产权，驳回了刘惠珍的诉讼请求。2007年6月4日，周玉珠完成房屋产权登记。

此后，刘惠珍再次起诉，要求周玉珠按照赠与合同的约定，每月支付医药费、保姆费及最低生活费共计1622元。周玉珠表示愿意赡养原告，但认为原告的要求过高。

法院判决：
一审法院判决周玉珠自2007年9月起，每月支付刘惠珍生活费210元，医疗费按实际发票承担，保姆费每月支付500元。周玉珠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诉，认为：
1. 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赡养纠纷，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且未追加刘惠珍的其他子女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；
2. 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；
3. 刘惠珍的其他子女也应承担赡养义务，且刘惠珍目前每月有133元基本生活费，有一个女儿与其共同生活并照顾她；
4. 一审判决的各项费用过高，超出其承受能力。

周玉珠主张其与刘惠珍之间是房屋买卖关系，而非赠与关系，但未能提供相关买卖合同或付款凭证等证据，故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。

法院认为，本案中刘惠珍与周玉珠签订的《赠与合同》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，其约定由周玉珠负责刘惠珍的生养死葬，该内容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合同合法有效。根据法律规定，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在合法成立后，受赠人应按照约定在赠与物价值范围内履行所附义务。一审法院结合周玉珠的实际情况，判定其承担部分生活费用，处理得当，本院予以维持。

同时，法院指出一审在案件定性上存在错误，应予以纠正。但鉴于周玉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刘惠珍之间存在买卖关系，其主张不成立。

综上，法院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若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玉珠承担。

律师评析：
本案的核心在于判断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是否有效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一种法律行为。附义务的赠与，是指赠与人要求受赠人在接受赠与的同时履行一定义务的赠与方式。

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是否有效，需满足以下要件：
1. 主体适格；
2. 意思表示真实；
3. 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亦不违背公序良俗；
4. 合同内容明确、可行。

本案中，刘惠珍于1999年8月13日以赠与形式将其房产交给周玉珠，并约定由周玉珠负责其生养死葬，合同经公证，内容合法、明确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，因此该赠与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。周玉珠在取得房屋产权后，理应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。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其承担相应的生活费用和保姆费用，具有法律依据。

此外，关于周玉珠主张其与刘惠珍之间为房屋买卖关系的问题，法院指出，根据民事诉讼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原则，周玉珠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。由于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，法院认定其主张不成立，依法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本案中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，周玉珠应履行相应义务，法院维持原判是正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