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预约离婚”引发争议：法律是否应干预婚姻自由？

夫妻因琐事闹离婚，导致离婚率不断攀升。现实中，许多离婚源于生活中的小矛盾，往往是在一时冲动下做出的决定。根据现行婚姻法，只要夫妻双方自愿，只需签署书面协议，明确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问题，便可迅速办理离婚手续。整个过程只需9元费用，且仅需15分钟即可完成。这种简便的程序，使得离婚变得轻而易举，甚至让一些人未经过深思熟虑就草率结束婚姻。

婚姻法的简化虽提高了效率，但也引发了对法律干预不足的担忧。在修改前的婚姻法中，离婚前需经过法律调解程序，由专业人员进行劝和，设定一定期限。若调解无效，才准予离婚。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“刹车”的作用，防止冲动离婚的发生。然而，现行法律取消了这一调解环节，虽然降低了离婚门槛，但也削弱了对婚姻关系的保护，使得“婚姻之车”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，可能轻易冲出“围城”。

婚姻本身并非总是理性，情感的波动常常让夫妻陷入误区。因此，不仅需要当事人自身的冷静反思，也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，给予情感疏导和理性引导，帮助他们重新审视婚姻关系。近年来，各地尝试通过非法律手段来缓解冲动离婚问题，例如山西晋中市的“维情社工事务所”曾介入2100多对欲离婚的夫妇，其中1300多对最终选择不离婚，劝和率达到62%。浙江慈溪推出的“预约离婚”制度，则通过设置冷静期，使离婚率下降了40%。

然而，这些非法律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干涉了婚姻自由，也暴露出对离婚自由界定的争议。实际上，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，它应建立在对社会责任的考量之上。自由是相对的，婚姻的破裂不仅影响个人，也对家庭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。因此，法律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干预是必要的。

“预约离婚”作为一种新尝试，虽尚未成为正式制度，但其理念并不陌生。许多西方国家早已设立离婚前的分居制度，如法国要求夫妻分居满三年，德国则规定分居一年以上。这些制度并非限制婚姻自由，而是为夫妻提供一个理性思考和情感修复的空间。因此，将“预约离婚”作为离婚的前置程序，或许能在尊重婚姻自由的同时，有效减少冲动离婚的发生，推动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。